郑落梅的印象里,父亲看上去很老,像是个爷爷。镇上大小人都可以欺负他,受了欺负,父亲从来都只会讨好认错。
她甚至觉得村头的狗冲父亲叫两声,父亲都会好言好语认个错。
她小时候在学校也受欺负,回去告诉父亲,父亲只会让她忍,还告诫她不要还手。
她问为什么,父亲只是看着她,眼神很复杂,但嘴上却什么也不说。
郑落梅14岁那年,学上不下去了。自己收拾了一个行李卷儿,站在太平镇的大街上等车,她要去县城。
太平镇大街两旁依稀还有旧时的民居,据说都是她祖上的产业,若这时代不变天,她妥妥是大小姐。
她暗暗在心里跟这里的一切道别,也跟她那从未谋过面、带给她无数痛苦的祖宗们告别。
她知道,她与别人不同,别人可以靠父母,靠兄弟姐妹,别人都有退路。而她这样的人,只能靠自己把自己从泥里拔出来。
14岁的她搭上了去县城的车,把太平镇永远抛在身后,一个人到县城讨生计。
她先是在县城学理发,后来在理发店当学徒。
一个月挣十块钱,吃住都在理发店,给人洗头洗得满手都蜕皮。
机缘巧合,她的一个姐妹去了安州的美容美发店打工,店里正好招人,她这样的人,向来是没有选择的,如此便到了安州。
出来了才知道大城市的好,在这里,没有人过问你的过去,人们只顾着奔向新生活,没有人在意你是不是黑五类、臭地主的后代。
她模样好,又勤奋好学,打工之余,还自己去上夜校。
20岁那年,正好遇到安州市纺纱厂招临时工,她就进了纺纱厂。
在纺纱厂干了三年,工作很枯燥,但她不闲着。
她一直在寻找那条通往光明的路。
22岁时,她跟纱厂副厂长的儿子谈恋爱,她携着孕肚上门逼婚,可是副厂长嫌她出身不好,愣是棒打鸳鸯。
那时郑落梅已经深谙这世界的终极法则——会闹的孩子有奶吃。
她抓住这个机会跟副厂长谈条件,把合同工改成了正式工,户口由农村户口改为市民户口,这在那个时代都是炙手可热的东西。
她还要求离开纱厂,调到当时工资较高的建筑公司。
代价就是,她去做人流。